来源：第一财经

郑春荣认为，俄乌冲突对德国经济的冲击力其实还没有释放完毕。

　　迫于各种压力，德国总理朔尔茨最终还是决定向乌克兰提供“豹”式主战坦克。这一决定不仅引发了德国民众的强烈担忧和抗议，也再次将德国推上了国际舆论的风口浪尖。

　　德国媒体5日报道，尽管朔尔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就俄乌冲突持不同看法，但朔尔茨确认，在他与普京在援乌坦克问题后的首次通话中，后者从未威胁过他本人或德国。

　　作为默克尔的继任者，外界在持续关注朔尔茨能否“稳住”德国，甚至是欧洲。“对朔尔茨来说，刚刚过去的一年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一年。”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郑春荣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上台初期，他雄心勃勃，旨在将三个政党打造成进步联盟，还有很多雄伟的计划有待实施。但事实上，朔尔茨也清楚联合政府内部也有很多掣肘。最重要的是俄乌冲突爆发后，把原先计划全部打乱。”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日联合发布的《德国蓝皮书：德国发展报告（2022）》（下称“蓝皮书”）指出，俄乌冲突对全球经济的前景构成了压力，并带来了巨大的政治不确定性。能源和原材料的短缺，价格持续走高，给德国经济和社会方方面面带来挑战。

　　在俄乌冲突和疫情等因素影响下，“后默克尔时代”的德国、欧洲经济的火车头将开向何方？

　　“俄乌冲突对德国经济的冲击力还没释放完”

　　蓝皮书指出，当时，联合政府的一个设想是，德国经济快速实现疫后复苏，这样德国就有财政资金投入绿色与数字化等结构性转型措施中，而且可以同时不破坏“债务刹车”机制。而如今，这一“如意算盘”已经不复成立。

　　去年2月底，俄乌冲突爆发，驱散了彼时德国尚存的默克尔时代余温。郑春荣认为，对朔尔茨来说，如何使德国在俄乌冲突中的应对中既能够给德国国内老百姓(38.040, 0.00, 0.00%)有交代，又能得到盟友的认可，是关键。“总体来说，朔尔茨应对得非常不容易。他有自己的执政理念，更希望通过对话、谈判等外交手段来应对俄乌冲突。”郑春荣告诉第一财经，“但随着局势升级，他认识到这是不行的，再这样走下去，西方盟友只会疏远，因此他调整了对俄乌冲突的立场，发布了‘时代转折’的讲话，宣布了德国外交安全政策的转型，以应对对俄制裁后带来的反噬效应，比如能源短缺和物价飞涨等。”

　　俄乌冲突爆发后，朔尔茨在联邦议会发表演说时提到，这标志着“我们大陆历史上的一个时代转折”。此后，德国的经济和能源政策出现调整，朔尔茨政府也开始砸重金武装德国军队。在朔尔茨使用这个词后，“时代转折”频频出现在德国媒体。朔尔茨还在去年12月的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上，以“全球时代转折”为主题撰文分析当前国际政治形势、阐述德国立场。

　　郑春荣认为，目前总体来说，德国政府内部的确在多个领域有矛盾和分歧。“以前难民危机时，（德国）政府内部甚至到了能不能继续维系下去的地步。但这一次却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他说，“俄乌冲突爆发伊始尚不清楚的是，朔尔茨本人在社民党党内是否有足够的支持，目前来看主要矛盾还是来自其他党派的挑战。”

　　蓝皮书也指出，在2022年5月中旬德国ZDF政治晴雨表的调查中，共有近四分之三的受访者认为“交通灯”联合政府将能持续到2025年秋季的下一次联邦选举。但是，德国民众对朔尔茨政府的满意度在持续下降，去年6月的一份民调显示，多数受访者（56%）对朔尔茨政府执政不太满意乃至不满意。今年1月的最新民调显示，不满的比例上升至63%。

　　但是，民调显示，多数受访者认为俄乌冲突只能通过谈判以及外交手段结束，对朔尔茨政府的不满更多的是集中在德国政府应对俄乌冲突时给德国经济社会带来的民生问题上缺乏有力手段。

　　1月29日，包括德国经济研究所、德国世界经济研究所、莱布尼茨经济研究所和伊弗经济研究所在内的德国主要经济研究机构发表联合报告称，由于技术工人短缺、能源进口价格高昂等原因，德国经济将面临持续多年的疲软，预计中期的经济年增长率将低于1%，远低于过去30年的平均水平。

　　郑春荣认为，未来德国经济的走势不仅取决于能源价格、通胀的趋势，还取决于全球经济的大环境，包括美国究竟会吸引多少德国企业赴美投资发展等供应链的调整，“要看到，俄乌冲突带来的反噬效应对德国经济的冲击力其实还没有释放完毕”。

　　“中德需要挖掘新合作领域”

　　在“时代转折”背景下，郑春荣认为，短中期来看，中德关系要回到默克尔时期稳定、务实的发展，比较困难。

　　在西方不断提出“与中国脱钩”论之际，朔尔茨本人多次强调，中国是德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即便德国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已经全面展开”，也不应该与所谓“脱钩”的说法混淆。去年11月，朔尔茨率领德国国内12家大企业访华，成为疫情三年来首位访华的西方国家领导人。朔尔茨一行以实际行动，证明了中国市场对德国企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2022年，中德贸易额达2276亿美元，较去年同期下降3.1%。德国联邦与外贸投资署（GATI）的最新数据也显示，中国与连续7年成为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尽管德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可能在2022年创下新纪录，但随着中国重新放开，对德国的出口而言是个良好的信号。”GATI分析道。

　　今年1月22日，德国《世界报》（Die Welt）报道称，德国“交通灯”执政联盟高层明确表示，德国不可能全面退出中国市场，德企在中国目前正在进行数十亿美元的投资。德国财政部长、自民党（FDP）领袖林德纳在接受采访时说：“让我们的经济与中国市场‘脱钩’不符合德国的就业利益。”

　　郑春荣解释道，其实在德国国内存在着以总理府和以外交部、经济部为代表的两股力量正在进行博弈，即究竟是延续默克尔时代对华务实合作的立场，还是更加突出价值观因素并表现出强硬立场。

　　蓝皮书也认为，当前德国政府对华政策出现了若干调整。比如，强化投资和贸易防御机制；寻求欧洲采取统一的对华战略；寻求加强与美国的立场协调等。

　　对此，郑春荣认为，尽管如此，德国国内还是有很多理性的声音，尤其是以亚太经济委员会（APA）为代表的经济界。在郑春荣看来，未来中德可以努力挖掘新的合作点，比如人工智能等，这些新领域中彼此竞争不是那么激烈，“一方面合作潜力巨大，另一方面也利于缓解当前双边关系中的紧张情绪”。